随着亚太区域从人口红利向赤字过渡，注重劳动力流动和区域合作的政策至关重要。人力资本投资和灵活的移民政策可以解决劳动力失衡问题，确保整个区域的经济持续增长和稳定。
过去 50 年间，亚太地区大部分国家通过在 “人口红利 ”时期大量投资基础设施而变得更加富裕，当时劳动适龄人口的绝对数和占总人口的比例都在增长。
该地区各国政府的重点是投资于地方：在建设交通、能源和电信基础设施的同时，也建设能雇用更多公民并提高其生产力的工业。
但是，随着人口红利转为赤字，我们需要一本新的投资指南，一本投资于人而非地方的指南，尤其是一本优先考虑提高整个地区劳动力流动性的指南。
根据联合国的数据，亚洲国家已经度过了 “高峰红利期”：20 至 64 岁人口的比例开始下降。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在2012年达到66%，但今年已降至63%，到2060年将降至50%。
泰国在 2018 年达到 65% 附近的峰值，越南在 2016 年达到 62%。也许对经济增长结果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国家劳动适龄人口的绝对数量将下降。
中国 2016 年有 9.17 亿 20-64 岁人口。这一数字在 2024 年降至 9.01 亿，预计到 2050 年将降至 7.04 亿——与高峰时期超过 2 亿的潜在劳动力相比有所下降。
鉴于这些动态，旨在促进增长的短期和中期政策正在与财政现实发生冲突。本区域的基础设施议程在提高整体生产力以及应对气候减缓和韧性方面都有可取之处。但是，在政府面临借贷成本上升、老龄人口增长带来的社会支出需求增加以及税收增长有限的情况下，基础设施议程的资金主要来自公共资产负债表。
亚太地区的许多发展中国家不会在变老之前致富，这表明发展进步的条件充满挑战。正如日本、韩国和中国的官员所证实的那样，更高水平的财富并不是应对老龄化社会挑战的良药，而仅仅着眼于现在促进增长以确保未来的政策议程很可能会失败。
相反，老龄化地区需要应对一系列更为复杂的挑战，并重点采取一套适应性强的政策应对措施，而这些措施远远超出加强老年人护理的努力。
更雄心勃勃的应对措施首先是充分利用各国仍然拥有的潜在劳动力。例如，提高劳动力参与率，特别是妇女的参与率，尤其是通过支持托儿服务。通过确保所有优秀学生，无论其社会经济背景如何，都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帮助建设人力资本。但它不仅限于此，还包括更广泛的区域合作。
地区性方法将承认那些面临人口赤字的国家与那些劳动适龄人口将继续增长的国家之间联系的价值。
与中国或日本等国家相比，印度的劳动适龄人口比例到 2040 年将继续攀升，该国劳动适龄人口的绝对数量几乎将上升到半个世纪的水平。
在本区域内坚定地奉行灵活的移民政策将能更好地利用这些差异的价值。更多的移民不仅有助于为人口红利国家的需求者提供良好的工作岗位，也有助于填补赤字国家需要的工作岗位，还将大大加强贸易和投资联系，促进创新和创业，并增加汇款流量。
亚太地区许多国家的人口已经向外移民，但其中大部分是为了满足本地区以外，特别是海湾国家的需求。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国已经采取了积极主动的战略，亚洲主要国家不妨加以借鉴，以便在本地区为亚洲移民工人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并加强亚洲经济体之间的联系。
幸运的是，本地区最大经济体在政策和态度上的一些变化已经表明，移民在解决本地区劳动力失衡而非整体短缺问题上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例如，韩国的移民人口在 2013 年至 2023 年间增加了 82.9 万人。韩国对基于移民的战略越来越感兴趣是可以理解的。在未来的半个世纪里，如果不控制人口增长，韩国的人均收入增长率可能会每年减少 0.85 个百分点。
另一方面，在未来 40 年内，韩国的移民工人人口将从占就业工人的不到 3%缓步上升到大约 15%——澳大利亚和马来西亚已经达到了这一增长水平——这将抵消该国的大部分人口阻力。
该议程可包括在许可和培训要求方面开展区域合作，以便利技能的可移植性，以及建立技能伙伴关系，由目的地国帮助原籍国培训工人，以填补两个经济体的就业缺口。
在过去的五十年里，亚太地区比任何其他地区都更能实现 “人口决定命运”的积极愿景，使不断增长的人口与提高生产力的经济基础设施投资相匹配。
现在，许多国家的人口注定会日益老龄化，本地区各国政府需要采取不同的行为方式。它们需要将人力资本投资与物质资本投资放在同等地位，并促进人员的跨境流动，就像它们长期以来通过贸易一体化促进商品和服务流动一样。
如果完全实现，这种区域一体化将带来更多的发展、强大的经济和更大的区域稳定。
本文作者：
Charles Kenny
全球发展中心高级研究员
Scott Morris
亚行主管东亚、东南亚和太平洋事务副行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