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正在制造一种“幽灵GDP”

一、增长的悖论：谁的繁荣？

一个奇怪的现象正在发生。

科技巨头的财报一个比一个亮眼，AI驱动的生产力提升被反复提及，资本市场热情高涨。但与此同时，从华尔街到中关村，裁员的消息从未间断，白领的焦虑感与日俱增，一个新词开始流传：FOBO（Fear of Becoming Obsolete，过时恐惧症）。

这种恐惧不再是简单的“害怕失业”，而是一种更深层的无力感——害怕自己的技能和经验，在机器面前正迅速贬值。当宏观经济的增长，与微观个体的感受开始脱节，一个关键问题浮出水面：我们创造的财富，到底流向了哪里？

答案可能是一种“幽灵GDP”。GDP总量在增加，但新增的财富不再像过去那样，通过工资和就业广泛地循环到社会大众手中，而是被AI系统和拥有它们的企业所截留。经济在数据上看起来很繁荣，但这种繁荣像一个幽灵，普通人看得见，却摸不着。

二、从辅助工具到工作流终结者

过去，我们总认为技术是“赋能工具”，帮助员工提高效率。邮件客户端让沟通更快，Excel让数据处理更方便。但新一代AI正在从根本上改变这个逻辑，它不再仅仅是工具，而是正在成为整个工作流的替代者。

以软件开发为例。起初，AI是辅助编程的工具，帮助工程师写出更简洁的代码。但很快，它的角色就变成了代码的生成者和审查者。当一个AI系统能以超过90%的准确率自主修复真实世界的软件bug时，一个过去需要十人团队工作三个月的项目，现在可能只需要两个人加上AI，在六周内完成。

成本降低了70%，项目经理很满意。但问题是，另外八个程序员去了哪里？

这种转变正在各个领域上演。Salesforce的AI客服能处理财富500强企业半数的客户问询，那些曾经位于马尼拉或国内二线城市的庞大呼叫中心，正在无声地萎缩。AI不是取代了某个客服代表，而是让整个呼叫中心存在的必要性大打折扣。

当公司邮件里写着“AI将帮助同事们释放创造力”时，许多员工已经意识到，这或许只是“组织架构调整”的序曲。

三、中间层的无声坍塌

如果说对蓝领和白领的冲击是可见的，那么对“中间层”的瓦解则是无声且更为彻底的。

中间层依靠信息不对称和流程的复杂性为生——他们是房产中介、保险经纪人、银行柜员、旅行社代理。他们的价值在于“帮你找到最合适的那个”。而AI最擅长的，就是将这种信息不对称彻底拉平。

在美国，Zillow的AI可以让购房者用自然语言描述需求，系统便能自动筛选房源、生成虚拟看房，甚至预约线下看房。当购房流程变得如此透明高效时，传统房产中介的生存空间被急剧压缩。美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Realtors）的会员数已从2022年的峰值减少了数十万。

在中国，这个过程其实发生得更早、更猛烈。在AI浪潮之前，互联网平台就已经扮演了“中间层终结者”的角色。

• 携程、飞猪让旅行社不再是预订机票酒店的必需品。
• 支付宝、微信支付让数以万计的银行柜员岗位消失。
• 贝壳找房用“楼盘字典”和线上工具，重塑了房产中介的行业规则。

如今，AI正在对这些平台本身进行再改造。当美团的无人机和自动配送车开始在深圳的街头穿梭，当菜鸟的仓库里机器人数量超过人类员工，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双重替代过程：平台替代了传统中间商，而AI正在替代平台上的劳动者。

四、危险的螺旋：当消费开始降级

当大量的岗位被优化或替代，一个更深层次的经济问题开始显现：需求坍塌螺旋。

逻辑很简单：

1. AI替代部分劳动者，导致他们的收入下降或消失。
2. 收入下降意味着消费能力减弱。
3. 消费减弱导致企业营收下降。
4. 营收下降迫使企业进一步“降本增效”，采用更多AI，替代更多劳动者。

这是一个自我强化的负反馈循环。起初，人们可以依靠储蓄维持生活，但当储蓄耗尽，消费降级便会从个体行为汇聚成宏观数据。人们会先砍掉旅行和外出就餐，然后是子女的兴趣班，最后甚至影响到车贷和房贷的偿还。

美国劳工统计局数据显示，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已从2020年的约57%下降至近年来的新低。这意味着，每创造100美元的财富，流入普通劳动者口袋的钱越来越少。那消失的份额，变成了数据中心的电费、高端GPU的采购款，以及上市公司的股票回购。

对于致力于转向内需驱动的中国经济而言，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当“促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核心议题时，如果AI技术的发展在另一端不断侵蚀居民的工资性收入，那么“内循环”的根基将被动摇。

GDP数字可能依然亮眼，但街角的店铺却在悄悄倒闭。这，就是“幽灵GDP”最真实的写照。

五、出路何在？我们必须讨论真正的问题

面对这种趋势，一些人呼吁为AI的发展设立“减速带”，比如限制自动驾驶汽车的牌照，或对服务业机器人征税。但这或许只是治标不治本的拖延策略。技术的洪流难以阻挡，真正的问题不在于生产力的提升，而在于财富的分配。

历史上的技术革命，比如蒸汽机和电力，虽然短期内造成了失业，但最终也创造了更多新的、更高薪的岗位。然而，AI革命的特殊性在于，它可能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创造新岗位的速度，系统性地慢于摧毁旧岗位的速度。

更关键的是，最顶尖的10%的人，借助AI能完成过去100人甚至1000人才能完成的工作。这种“赢家通吃”的效应，使得生产力与大多数人的关系正在脱钩。

因此，我们真正需要讨论的，不是如何限制技术，而是如何构建一个与新技术相匹配的社会契约和财富分配机制。全民基本收入（UBI）的讨论只是一个开始，它背后指向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在一个人的经济价值被机器无限稀释的时代，我们如何定义人的价值？如何确保每个人都能分享到技术进步带来的巨大红利？

20世纪的经济增长模式，建立在“就业创造消费，消费拉动增长”的正向循环之上。如今，AI正在打破这个循环的关键一环。我们正站在一个新时代的入口，旧的经济地图已不再适用。寻找新的发展范式，将是我们这一代人最严峻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