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说”字，藏着新闻业的职业操守与生存危机

为什么新闻稿总是那么“无聊”？

翻开任何一篇严肃的商业或科技报道，你很可能会发现一个无比单调的现象：无论采访对象是情绪激昂的创业者，还是侃侃而谈的科学家，他们最终在稿件里都只是在平淡地“说”。

马斯克“说”，黄仁勋“说”，奥特曼也“说”。为什么记者们放着“断言”、“炮轰”、“低语”、“感叹”等成百上千个生动的动词不用，偏偏对这个最不起眼的“说”字情有独钟？

这并非懒惰或词穷，而是一种深思熟虑后的“职业本能”。这背后，藏着新闻业近百年来的职业操守，以及在今天这个时代的集体焦虑。

“说”，一堵隔开记者与偏见的墙

在新闻写作的传统准则里，记者应该是一堵“第四堵墙”，一个隐形的、忠实的信息传递者，而非故事的参与者或诠释者。读者的任务是根据事实自己做判断，记者的工作则是尽可能不带偏见地呈现事实。

动词的选择，正是这堵墙最关键的砖石。

“说”（says/said）被认为是其中最中性的词。它只陈述“谁发出了这个信息”这一事实，不附加任何主观色彩。一旦换成“他抱怨道”，就暗示了说话者的不满情绪；换成“他辩解称”，则预设了某种指控的存在；而“他谎称”，更是直接对信源进行了价值判断。

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一项针对荷兰五大报纸长达70年、涉及AI报道的1.3万多条引语的分析显示，“说”（zegt）及其变体是使用频率最高的引述动词。另一项由英国数据新闻学者保罗·布拉德肖（Paul Bradshaw）对BBC、《每日邮报》等媒体的分析也发现，三分之二的引语都使用了“said”。

在一个人人都可以是“媒体”，而机构媒体公信力又备受挑战的时代，这种对中性词的坚守，与其说是追求客观，不如说是一种防御姿态。它最大限度地减少了记者的“诠释”空间，从而降低了被指责“带节奏”或“断章取义”的风险。一个简单的“说”字，成为了一面保护记者免受攻击的盾牌。

中国语境下的分野：权威的“指出”与流量的“炮轰”

然而，这种对“说”的执着在中文媒体环境中并非铁律，甚至呈现出有趣的两极分化。

在官方和机构媒体的语境中，我们更常看到的是“指出”、“强调”、“表示”。这些词汇同样力求客观，但相比单纯的“说”，它们自带一种分量感和权威性。当报道对象是政府官员或权威专家时，“指出”和“强调”不仅传递了信息，也暗示了该信息的重要性和指导性。这是一种基于信息层级和权威性的语境化选择。

而在另一极，是蓬勃发展的科技自媒体和商业评论。在这里，“说”被视为一种必须被打破的枯燥。为了在信息流中抓住读者的眼球，创作者们倾向于使用更具戏剧性和情感色彩的动词。

于是我们看到，“马斯克炮轰OpenAI”、“雷军笑称‘友商没看懂’”或者“黄仁勋断言AI的未来”。这些词汇将企业家塑造成了有血有肉、性格鲜明的角色，将商业竞争描绘成了一场充满恩怨情仇的戏剧。这无关乎绝对的客观，而关乎传播的效率和故事的吸引力。这背后是注意力经济的逻辑在驱动——中立和客观，有时敌不过冲突和人设。

当AI“开口”，我们该用什么词？

一个全新的挑战正在出现：当引述的对象不再是人，而是AI时，我们该用什么动词？

当记者向ChatGPT或文心一言提问并引用其回答时，写“ChatGPT说”显然有些别扭。这种拟人化的表达，会无意中赋予机器不具备的主体性和意图。AI没有“观点”，它只是基于概率分布“生成”了一段文本。

因此，更准确的动词开始出现，例如“ChatGPT生成的内容显示”、“文心一言的回答是”或“模型输出结果为”。

这个看似微小的变化，意义却很深远。它迫使我们重新思考“信源”的定义。对人类信源，动词的选择关乎如何再现其“意图”和“语气”；而对AI信源，动词的选择则关乎如何准确描述其“工作原理”和“信息属性”。

从“他说”到“它生成”，这不仅是词汇的更迭，更是媒体对一个正在被AI重塑的世界的认知校准。如何报道AI，如何引用AI，正在成为新闻业必须面对的新课题。

最终，一个简单的引述动词，就像一面棱镜，折射出媒体的立场、所处的传播环境以及它与信息源之间的关系。在可预见的未来，严谨的机构媒体或许仍会坚守“说”这块阵地，将其作为专业性的最后堡垒。但在更广阔的舆论场，以及人机共存的新闻场景里，关于“如何引述”的探索，必将更加多元和复杂。